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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总分0分的人上北大
绝对不存在高考0分上了北大的情况，只存在个别学科考零分，上北大。
一提到北大的破格招生，人们会在第一时间想到罗家伦、朱自清这些名字，他们无一不是怪才、偏才，却被北大大胆录用——
作文题: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
这是1922年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全部国文试题，和现在高考语文整整4页的试题相比，其题量和难度都令人惊奇。当年，北大从约3万名考生中录取了1000人，如今，随着高校扩招，虽然已不太适合用“千军万马走独木桥”来形容高考的激烈，但北大每年在各省几十万人中取几十人的录取比例，仍让人瞠目。
最近，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高等学府，北大又一次“敢为天下先”地打破高考常规:第30任校长周其凤在入职一年后宣布，北大将从2010年起在招生中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对于通过校长实名推荐参加自主招生的同学，不需参加笔试，直接进行严格的面试，面试通过者即可享受降分录取的优惠政策。
然而，对应试教育的弊端早有不满的国人，对北大的这次尝试，却并未表现得欢欣鼓舞，质疑和反对倒成了几乎压倒性的态度。人们将怀疑的目光投射到首批90个被推荐学生身上——北大要破格录取的是“创造性人才”，还是“关系学生”？
罗家伦，得到蔡元培和胡适力挺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大进行了思想解放和学术革新。
这一年夏天，北大在上海招生，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参加了考试的阅卷工作。在招生会议上，只是一个普通教授的他激动地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名有才华的考生。”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考了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并不出众。
这样一名考生，若放在今日，就连一所普通大学都很难考上。但在当时，主持招生会议的校长蔡元培却明确表态，支持胡适的意见。在蔡、胡二人的执意要求下，这名除了会写作文几乎毫无特长的考生，最终被北大外国文学专业录取了。他，就是罗家伦。
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罗家伦与同学傅斯年、徐彦之一起创办了新潮社，并出版《新潮》月刊。同年，他被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罗家伦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被沿用至今。
1920年，罗家伦从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上海纺织业巨子穆藕初资助了5个留美奖学金名额，罗家伦是获奖人之一。同年，罗家伦赴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和哲学，1921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并于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
从北大毕业8年后，罗家伦以北伐少将的身份，被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他的革命思想，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充和，看不懂数学题
同样也是数学考零分，却得以破格跨进北大校门的，还有合肥才女、“张家四姐妹”中的老四张充和。
张充和3岁前就学会了背唐诗，七八岁开始学做对子、写诗。
1933年9月，19岁的张充和来到北平，参加姐姐兆和的婚礼。也是在这个时候，第二年夏天将举行大学入学考试的消息传了出来。亲人和朋友都劝充和参加，她自己也觉得不妨一试。当时的大学入学考试，主要包括四个领域——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对于前两门，张充和信心十足，因为自幼基础打得牢。加上她曾在父亲的学校中学过一年英语，又在上海中学里学了一年，所以觉得英语也并不难掌握，但充和之前从未接触过数学，她看不出学证明题和代数方程式的意义何在，也不明白该从何入手。
1934年，数千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北平。考试当天，家人为充和准备了圆规和曲尺。“我没用，”她说，“因为我简直连题目都看不懂。”
张充和的数学考了零分，但国文、历史、英语成绩都十分出色，尤其是作文《我的中学生活》，更是拿到了满分，总成绩相加，居然超过录取分数线。
此时，胡适已升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在看到张充和作文的第一时间，他立刻大喊:“这个学生我要了！”但当时的北大规定，“任何一科是零分，都不能被录取”，胡适便跑去找到数学改卷老师，请对方无论如何在张充和的卷子上找出几分。谁知这位老师也很坚持原则，反驳说“零分就是零分”，一分也不肯多给。胡适只好找到校务委员会拍桌子吵架。北大终于答应破格录取张充和，而她也成了北大中文系当年录取的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
当时北京有报纸报道了此事，不过说该生名“张旋”——那是充和有意用的假名，连她的中学文凭也是假的，是弟弟宗和托在宁夏当中学校长的朋友帮忙出具的。充和这样做，一是怕用真名考不取，给家人丢脸，二是不想让北大方面知道她与兆和是姐妹，从而联想到沈从文。张充和的姐姐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而沈从文与胡适私交甚笃——胡适这种“举贤不避亲”的做法若放在今日，大约舆论会一边倒地批驳他徇私舞弊吧。
叶曼，一边哭一边写作文
在罗家伦和张充和之后，另一位名叫叶曼的女生也因胡适的赏识被北大破格录取。提起叶曼，不少内地人或许会感到陌生，但70多年前她曾是北大法学院政、经、法三系唯一的女生，是胡适相当器重的女才子。她还是南怀瑾盛赞的弟子，三毛、林清玄等著名作家推崇的前辈，也是当今极少将儒、道、佛文化融会贯通的国学大师之一，在台湾几乎家喻户晓。
1936年，叶曼参加了北大、北师大和清华三所高校的考试，其中，清华是她心目中最向往的高等学府。可结果是，叶曼并未在清华的录取名单中找到自己的名字。至于北大，则以试读生的名义录取了她。
叶曼在多年后这样回忆自己的“高考经过”。那一年，北大国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你生平最感到悲哀的一件事”，或“喜欢的一件事”，或“感动的一件事”。当时，叶曼的父亲刚过世不久，她便选了“最悲哀的一件事”。“我简直是一边哭一边写这篇文章，真的是用真情写的。”
胡适看了这篇文章，大为赏识。但因为其他评委一致认为，这考生的其他科目确实差了点儿，胡适只好让步:“好了，想办法能让她来就行。”而他所想的办法，就是给叶曼安了个试读生的名号。这种做法，最终成就了一代才女。
付贤智，化学考满分
现代高考制度，最终形成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在这种全国或某些地区统一命题、完全依靠高考成绩选拔人才的制度下，北大仍破格录取过在某些科目上非常优秀的学生。付贤智院士就是其中之一。
付贤智1957年出生于福建省邵武市拿口镇加尚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教师。从邵武一中高中毕业后，付贤智到原莲塘公社芹田大队插队当知青。1976年11月，他调任大竹中学教师，一边教书一边自学。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付贤智参加了高考，并一举考出物理98分、化学100分的优异成绩。按照当时的高考政策，他本来只能就读师范类院校，但在当时，理、化能考出这样好的成绩，确属凤毛麟角。他最终被北京大学化学系破格录取。
1991年，付贤智获得博士学位并开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两年后，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继续研究工作。1997年，他拒绝绿卡，回到家乡，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展光催化研究。如今，付贤智带领的光催化研究所成为国家光催化领域唯一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他本人也成为国际光催化领域响当当的专家，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像罗家伦、叶曼、张充和、付贤智这样被“破格录取”的学生，一直被视为北大“不拘一格录人才”的现实体现，也是中国现当代教育的佳话。而今年首批90个中学校长推荐学生名单出台后，一些教育界的专家和北大的教授表示:除了成绩拔尖的学习能手、学生干部甚至传闻中的校花等，真正的偏才、怪才几乎没有——北大很难招到自己想要的学生，甚至由于一开始定位不明，其后又面临强大的舆论压力，已经骑虎难下。
那个抨击高考故意答0分试卷的人，现在怎样了？
“碎心飞魔”，这一名号在2006年名声大噪，为了抨击高考的制度，河南女孩蒋多多在卷子上写满了八千余字，并且用了双色笔以希冀达到零分的成绩，而这便是她所谓的发声方式。
敢为人先自然敬佩几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如此勇气，但蒋多多的行径也没有想象的那般伟岸，至少愚蠢是躲不了的。这般评价自然毒舌甚至是不近人情，但，解决问题从来就不是撒泼打野。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古时科举使得考生有了晋身的机会，然而虽说宋真宗高度赞颂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五十少进士”也说明此间困难。
古时科举残酷无比，“范进中举”便是清代吴敬梓对于科举的抨击，然而现当下的高考虽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已然是较为公正且实操性十足的。
每一位逐梦人都是顶着压力向前奋进，“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金榜题名之时的得意，没有人希冀自己名落孙山，然而蒋多多却是例外。
虽说寒门贵子的梦想有些想当然，但不尊重高考更为疯狂，这是拿自身的命运开玩笑，也是给原本就佝偻着腰的父母一记重击。高考自然并非唯一的出路，那么，趁早出来社会奋斗也未尝不可，何必耗着时间等待着高考最后一刻送上“重击”呢？
涉世不深往往是我们为年轻人辩解的一个说辞，人不轻狂我少年也同样如此，但，就如同前方危险提示却硬要涉足的“登山人”一般，这就是不成熟的人生玩笑。
高考制度虽说争议不断，然而却也是当今社会上最为公正的，这一点应当是无可否认的。类似于蒋多多之流的时有发生，以所谓的零分试卷企图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然而往往抨击的既无重点也无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换来的却只有前途的“葬送”。
14年过去了，身为社会人的蒋多多早已知晓了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的“真理”，然而内心深处却依旧执迷不悟，或者说坚持己见、坚持“理想”。
高考失利以后，蒋多多孤身一人到菏泽去寻找工作，一次次地看着小广告以希望找到合适的招聘信息，然而这一番努力终究要白费。此后的蒋多多也寻不到理想的工作，于是便回家全职写作，这一直是她的作家梦。然而，生活不易，为了学到一门生存技能，蒋多多不得不考取技校。
蒋多多对自己的笔名解释道，“心碎了，如同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就犹如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蒋多多家有7亩地，3亩种棉花、4亩种麦子、玉米、芝麻等，加上父亲在邻村打工，才得以维持这一大家庭。原本蒋多多是全家人最大的希望，然而痴迷与写作使得高二以后的蒋多多成绩直线下滑。
作为希望，蒋多多感到了压力，写作是她最后的缓冲地带，这无可厚非，然而逐渐的主次颠倒却非理性。彼时的蒋多多数学逐渐跟不上脚步，一知半解使得蒋多多愤慨十足，并产生了高考不公平的念头来。
事实上，生活哪能尽如人意，高考自然不是唯一的出路，但蔑视它并耗费父母的期望便是不对，更何况也赔上了自身，得到了什么以及失去了什么一目了然，所谓的计划行事也并没有清晰的愿景。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的资源”，蒋多多这番话是对的，然而她终究也没有把自己放对地方。蒋多多对于高考的抨击实际上是自知高考无望后的一种“挣扎”，而高考也不是一开始就加大了难度，而是蒋多多沉迷于创作逐渐忘了学习后的自我放弃。
蒋多多自己并不重视高考，却想要得到好成绩，在自知好成绩不可得后又抨击起这个游戏来，不过是“得不到便毁掉”的路数罢了。高考自然不是唯一的出路，但，轻言放弃从来就不是值得鼓励的。
